作者：朱璐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）

传统的儒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道统、心性、义理、礼乐等问题研究，注重从思想史梳理、范畴诠释、文本注疏等研究范式，对以上问题域逐次展开。对于儒学的现代发展问题，儒学学者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年来儒家政治哲学研究颇成气候，然而从经济哲学视阈研究儒学精神，发掘儒学与市场经济发展内在相关性的研究，尚未成体系。就目前国内儒商精神研究状态而言，儒商实践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。企业家运用儒商精神管理企业，收获了巨大的成功，而儒学理论界对于儒商精神问题的正视，尚有待进一步提升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育，儒学与企业文化的聚合研究，已经受到企业家和管理学界的高度关注。商业行为的研究，需要人性论的诠释基础，需要了解并分析交易行为中的心理、情感因素。儒商精神研究兼具经济理性与道德情感的特性，具有重大的理论开拓空间。从儒学到儒商，是儒学知行合一、经世致用精神的内在发展要求。《史记》载：“子贡一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而霸越。子贡一使，使势相破，十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。”子贡是以儒行商、立达天下的典范。不唯子贡，陶朱公范蠡亦是仕则入相、商则天下富的杰出贤才。“端木遗风、陶朱事业”流芳千年，泽被徽商、晋商等历代商帮，是中华儒商精神的宝贵遗产。徽商的开拓人物，多为习儒而后经商者。他们以儒家诚信理念为本、注重提携扶助家族血亲、注重反哺乡学，打造了中国历史上集商、耕、读、医为一体的独特家风文化。晋商代表乔致庸置信、义于利之先，以诚为本、格局博大、视野广远，以“汇通天下”之志奠基了晋商的海内外金融体系，对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影响深远。可见，儒商精神，是华商文化的主干之一。当下推进儒商精神研究，应注重对以下问题的考量：

义利关系

义利关系，是儒商精神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。聚焦儒商精神研究的首要问题，就是结合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，重新诠释义利关系问题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新型义利观的内涵，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精辟论述，突出了“义以生利”的价值取向：义，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，共产党人、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。利，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，不搞我赢你输，要实现双赢。2014年7月4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的重要演讲中，谈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时指出：倡导合作发展理念，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，“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”

可见，习近平总书记将“义”提升到了国家精神理念、国家行为品格的高度。义，是指导“利”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原则，它关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、国际关系秩序的良性建构，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思维的厚德传统，是中国方案走向世界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。当下儒商精神研究关于义利关系的讨论，须融入以上新思想、新元素。商无不逐利，但何以逐利、以何逐利、逐利为何？其间所发生的动因、方式、标准、目的、成效，体现的是一个企业家的行为水准和修为境界，是评判一个企业家是否为儒商的重要标准。

良知与经济秩序的建构

对儒商精神进行经济哲学追问，须回应经济正义问题，可以拓展研究的主题有：儒家良知理论与经济正义、儒商伦理与社会经济正义秩序的建构、儒家经济正义的内涵与外延等。其中，良知与经济秩序的建构问题，是儒家经济正义的核心问题。

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建构，应当从“零和”走向“和合”。零和思维，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丛林阶段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。商业的发展，有非此即彼的残酷一面，这是天然的。然而伴随着互联网、物联网、区块链等科技革新，商业共享、共赢的时代特性愈发明显。商业竞争的结果并非仅仅是非此即彼、一方消灭另一方，还有双方携手共进成为新生体，从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、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。新时代，我们应当拥有更具未来视野的合作共享智慧。从“零和”走向“和合”，是世界商业文明走向更高发展层次的需要、也是人类商业智慧走向更高层次的体现。和合不是无原则地任意混合，而是求同存异、美美与共。承认差异、接受差异，寻求共赢空间。当今世界经济发展，财富的相对论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财富绝对论，资源的有限性、空间的有限性在某些领域已经与共享科技合理对接，财富的广度因为科技的发展而被二次开拓。

市场经济关于人性哲学的预设，应当从“同情”（同感）走向“良知”。一方面，我们要充分正视《道德情操论》、“同情”理论在亚当